美国大选结果由谁宣布?美国大选结果对股市的影响

  美国大选计票至今仍未结束,而美国媒体测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获胜,拜登也已发表胜选演讲。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拒绝认输,并在多个州就计票问题提起法律诉讼。美国大选到底由谁说了算?本期“论坛”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河解读。

美国大选结果由谁宣布

  借“法律挑战”翻盘希望渺茫

  问:美国大选谁说了算?拜登和特朗普的法律纠纷会影响结果吗?

  答:美国从独立至今,总统选举制度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从贵族共和转向了民主政治。如果非要说总统选举由“谁”说了算,那么美国宪法规定其直接责任者是由各州代表组成的选举人团;如果选举人团出现“平票”或者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则由众议院投票选出总统。

  最高法院和州法院能够通过决定选举的合法程序而影响大选结果,但是在选举启动之后,就很难再通过法律诉讼来改变结果。最高法院介入的主要是程序合法问题,至于大选中的欺诈、舞弊之类,基本上都不属于最高法院管理范围。

  当前,特朗普阵营大张旗鼓宣传的“法律挑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程序问题,比如宾夕法尼亚州是否能将接受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扩展到大选日后第三天;第二是依据州选举法要求重新计票;第三是控告选举欺诈,包括不具备选民资格者的投票、不在籍人员的投票、死人投票或直接的选票造假。

  其中,第三类控告要为足够多的“问题选票”找到站得住脚的证据,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虽然每次大选都会爆出选举欺诈或舞弊,但是从来没人真的能通过法律控告来改变结果,甚至觉得没必要尝试。

  至于第一和第二类问题,宾州人口大县的所谓“后到选票”,每县最多几百张,如果保守派掌握的最高法院直接支持特朗普,那么不仅没什么实际作用,还会让最高法院显得“政治化”,起到反作用。重新计票也同样如此,过去数年美国各级选举多次出现重新计票,但是受影响的选票一般不超过500张。因此,对于特朗普阵营来说,在任何一个有争议的摇摆州都不可能通过重新计票来翻盘。更不用说如果重新计票不是达到门槛自动触发,而是根据共和党的要求进行,那么还要消耗大量财力和人力资源。在“法律挑战”希望渺茫的情况下,特朗普能否筹集到法律战需要的6000万美元资金都要打个问号。

  众议院投票选总统有先例

  问:美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类似情形?又是怎么解决的?

  答:历史上,美国出现过两次由众议院投票决定总统职位归属的先例。

  一次是1876年,当时杰弗逊和伯尔在选举人团投票中均获得73票,在随后的众议院投票中,汉密尔顿说服原本支持伯尔的马里兰州和福蒙特州联邦党人议员缺席投票,才让杰弗逊当选。这也导致4年后,汉密尔顿和伯尔决斗并因此死亡。

  另一次是更早的1824年,当时选举人团投票中无人得票超过50%,排名前三的杰克逊、亚当斯和克劳福德进入“第二轮”众议院选举。在克劳福德因病退出后,亚当斯与排名第四的辉格党众议院领袖克莱达成“腐败交易”,允诺任命后者为国务卿来换取支持,最终反超支持者最多的杰克逊。这一结果令舆论大哗,直接动摇了选举人团制度的合法性。

  当时的选举人团就是直接由所有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一人可以投两票,按票数高低选出总统和副总统。对于当时有选举权的美国公民而言,他们并不能通过大选来决定总统是谁,只能通过国会议员来间接发挥影响。更何况,最初美国各州的参议员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这就使得民众更难发挥作用。显然,这种制度无法长期维持。1824年大选后,美国各州就开始朝着选举产生选举人团代表的方向发展。

  可见,虽然美国总统归属是由选举人团投出,但选举人团如何产生、选举人团代表能否根据自身意愿投票,仍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到1860年,美国各州的选举人团代表基本由州议会指派,同时负有根据本州投票结果在选举人团投票的责任,而不能根据自身意愿“随意”投票。当然,总有代表在选举人团投票时“任性妄为”,但这类投票会被视为无效并遭到惩罚,也从来没有影响过大选结果。

  除了已经比较罕见的众议院“第二轮决胜”外,美国历史上还有一次例外中的例外。1886年大选,民主党还是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大本营,出现大量恐吓、欺诈甚至暴力杀害黑人选民、抢夺选票的事件,导致民主党候选人蒂尔顿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纳和南卡罗来纳三个州赢得的选举人票是否合法成了大问题。如果不合法,那么蒂尔顿的得票就比必须的185票少1票。最终,国会决定组建由7名共和党议员、7名民主党议员和1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组成的15人委员会来裁定这一系列问题。由于事关已经引发过一次内战的南北关系,两党最后在投票前达成“1877年妥协”,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入主白宫,同时彻底从南方撤出联邦军队,结束对南方叛乱各州的军事管理和政治重建。以此而言,美国大选也并非完全可以由一套制度来百分之百地保障,在极少数“历史的紧要关头”,依然需要政治家相机决断。

  至于最高法院介入的主要是程序合法问题,在历届大选中,最高法院也就在2000年布什和戈尔“势均力敌”的对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佛罗里达州因为机器故障,相当数量的选票没有被正确识别,如果进行人工统计,很可能直接改变选举结果,让戈尔赢得佛罗里达,进而成为总统。围绕如何重新计票、是否重新计票问题,民主与共和两党展开法律攻防战。最终,最高法院作出两个裁定:一是以7比2裁定,所有选票必须用相同方式重新统计,不能仅仅人工统计“问题选票”;二是以5比4裁定,如果全部重新计票,那么将赶不上选举人团投票,因此不予重新计票。

  民调过分高估拜登支持率

  问:美国大选民调还靠谱吗?为什么民调再次出现偏差?测不准的大选说明了什么?

  答:民调不准是美国大选的老生常谈,不过即使如此,此次大选的民调“失准”也是较为严重的,无怪乎很多专业机构表示民调产业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这一轮民调的主要问题是高估了拜登的支持率。在选前的主流全国民调中,拜登的支持率平均领先特朗普7.4%,个别甚至预测领先10%,但最终结果是拜登领先3.3%。在关键摇摆州如佛罗里达、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主流民调都显著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例如在佛罗里达,民调聚合网站RealClearPolitics预测拜登将以10%的差距轻松拿下,但事实上是特朗普赢了3.4%;在威斯康星,民调显示拜登至少领先5%,但实际上只有0.7%。更不用说,一些主流民调还把传统红州德克萨斯“染蓝”,甚至导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专门在选前去了一趟德州,尝试来个“临门一脚”。

  相比较而言,之前饱受诟病的2016年大选预测就显得问题没那么大了。当时,全国民调显示希拉里领先4%,实际结果则是2.1%,而且很多州一级民调也显示希拉里在北方各“战场州”态势严峻。

  当然,也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解释民调的“失准”。第一,所有民调都是一个估计值,通常对结果也会设置波动值,甚至可能上下浮动4%。这样一算,民调的误差也就显得没那么大。第二,也有少数民调更为准确地评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例如知名民意调查家塞尔泽大选前在《得梅因纪事报》上发表了在艾奥瓦州的民调,预测特朗普将领先7%,正确反映了后者大胜的趋势。第三,主流民调机构对2018年中期选举的预测较为准确,一度让这些机构恢复了自信。因此,问题可能不是民调方式有重大缺陷,而是有特朗普参加的选举具有特殊性。

  当然,简单来说,民调失准在方法上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民调机构没有手段接触到特朗普的支持者,例如没有足够时间走访农村,不会和“乡下人”打交道,因此无法准确评估。第二,特朗普的支持者出于各种原因,例如出于对媒体的敌视,拒绝透露真实意图。这两点也是2016年以来的老问题,要解决不容易。

  “双色”政治版图或显著重塑

  问:目前局面对美国将有什么影响?

  答:比起两大阵营之间的纠纷或者民调的再次失准,更为重要的是此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反映了什么样的趋势。

  从静态来看,虽然特朗普可能失去总统宝座,但是在国会和州选举中,共和党不进反退,说明特朗普的政策要比他本人更受欢迎、更有民意基础。这就决定了不论是经济民族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仍将是一段时间内美国政治中的强音,也将是对民主党“左翼”政治的重大掣肘。

  然而另一方面,民主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美国人口结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所带来的政治红利,民主党的“蓝色”正在向南方扩散。传统“红州”亚利桑那已经“翻蓝”,得克萨斯的两党得票比从传统中西部的65比35变成了46比54。在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这两个南方核心州,拜登和特朗普也是难解难分。这背后是美国拉丁裔人口在西南部的迅速增长,以及南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加速“蓝移”。

  如果说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实现了北上老工业地带,争取到一大批中下阶层白人的支持,那么民主党也借助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共和党的南方腹地增强了政治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能从这次“惊心动魄”的选举中得到鼓舞,美国仍将处于关乎“正确道路”的激烈政治对抗之中,而其结果将显著重塑美国的“双色”政治版图。

  美国大选结果对股市的影响

  美国东部时间 10月31日,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三天的时间,最终的选举结果成为了市场极度紧张关注的因素。由于市场讨厌不确定性,所以不论哪个党派最终获胜,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后都会对股市形成利好。但由于今年大选结果争议较大,不确定性很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周五,三大股指均经历了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新冠病例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复苏步伐的担忧,德国和法国开始实施新的封锁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最近的经济低迷,美国及时提供财政支持的前景已几近耗尽。美国参议院周一休会,到11月9日才会重新开会,从而打消了出台新一轮经济刺激法案的渺茫希望。随着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一些人担心新的援助会来得太晚,无法阻止经济再次下滑。

  大选前夕 恐慌指数达到新高

  本周,恐慌指数VIX飙升至6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新冠病例的增多和政府重新启动的封锁措施引发了对经济长期放缓的担忧, VIX攀升至38.98,为四个多月来最高。VIX指数自8月初以来的平均水平为26.30,在早先3月时创下多年高点。数据表明,大选前的“恐慌”也是历年选举之前的股市的必经之路,在选举决定后不久就会相对平静。

  大选当天 交易活动有所增加

  根据纳斯达克的一份数据来看,大选当天的交易活动往往对于选举双方都有所上升,但交易活动的水平通常与正常情况相差不大,与正常情况相差不到30%。除了2016年那个让人意外的选举结果,在选举日之后,交易量飙升了80%。这是因为领先于行业的股票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就迅速开始行动,因此那些为选举结果进行仓位调整的投资者需要在选举前交易,并且在得知结果后重新定价。

  在大选前,市场整体表现往往会停滞。一旦结果揭晓,无论哪个政党获胜,市场往往都会看到股市恢复良好表现,话虽如此,每年的指数表现都有很大不同,有些年份甚至接近“平均水平”。

  大选之后 金融工业能源板块上涨

  2016年大选前后的行业回报显示,在大选开始前,各行业表现差距相对较小。但是,选举结果一出来,各部门的表现几乎立刻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金融、工业和医疗保健板块上涨。几天之内,医疗保健股的涨势逆转,取而代之的是能源股和非必需消费品股的强势表现。

  这也跟每届美国领导人倡导的市场政策也有很大关系,市场并没有对未来四年表现优异的股票表现出过多的偏爱,但它们确实为本届政府的一些政策做好了准备。而今年,跟ESG和绿色能源相关的股票涨势良好,如果民主党当选,它们将受益于拜登政府的基础设施计划;而如果川普连任,那么能源股将受益于其政策影响。

  本周,市场也经历了三连跌的抛售,股市分析师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白宫控制权的变化代表着新政策的实施和立法的改变。这种变化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大,这就会促使投资者抛售股票。如果11月4日的结果明确,实际上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信心和交易行为。不幸的是,这并不能消除疫情造成影响的潜在风险,只能减少一大股市被抛售的不利因素。

标签: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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