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股票会有什么影响?2020美国大选对股票的影响

  2020 年7月份至今,中美博弈再起波澜,美国对华政策焦点从贸易领域转向外交和科技,两国关系出现负反馈循环。

  近期特朗普总统民调支持率明显下滑,落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10 个百分点左右,在大选前,除了美国政府各部门采取的限制活动之外,中美之间任何能够强化总统角色的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加以利用,来实现提振选民支持率的选项。

  从1970年代至今中美关系经历多个发展阶段,总体呈现波浪式向前的趋势:

  第一阶段是1972年到1991年,期间中美共同话题是反对地缘政治霸权扩张。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978年布热津斯基撰写《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提出“联手中国抗击苏联扩张”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指导方针。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卡特政府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加强技术援助。这一段时间内美国放弃50-60年代对华封锁政策,接受中国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推进制度改革。

  第二阶段是1992年到2008年,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期间的战略接触阶段,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先恶化再快速修复向好。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为地缘政治平衡作用下降,中美之间共同语言消失,美国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这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开始采取“Engagement Strategy”(交往战略)的对华战略。根据黄亚生教授的观点,Engagement Strategy是指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因此从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期间,中美关系仅仅存在短期恶化,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向好的。特别是在交往战略指引下,克林顿政府同意中国加入WTO组织,美国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法案,小布什总统积极支持中美贸易发展,在9·11事件后将中国从战略竞争对手再次调整为战略伙伴,开启中美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

  第三阶段是2009年至今,体现为奥巴马政府质疑美国对华“交往战略”有效性,特别是2016年至今特朗普政府放弃对华“交往战略”。在2009年奥巴马访华推销G2失败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审视对华“交往战略”有效性,伴随着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开始考虑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2012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2013年美国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推出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美国“C5+1”机制,再到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关系逐渐从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阶段。

  从美国政治层面来看,当前阶段美国对中国不支持程度达到放弃“交往战略”以来最高水平。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7月份美国民众对华不支持率达到73%,是2005年以来最高水平,明显超过上一次美国大选期间55%的水平(2016年)。从美国两党数据来看,对华反对态度也同样达到2005年以来高位水平,其中执政党共和党对华反对态度占比达到83%。

  从特朗普第一次参选总统和第一届任期表现来看,经济问题为其世界观的核心,“农民”是其在政治上着力争取的首位。但是随着中美博弈从贸易扩散到5G等科技、股市、司法和外交等领域,其对华关系策略可能会产生一些细微变化。

  例如我们以前期美国制裁中国中兴通讯和华为事件与近期Tik Tok事件对比分析来看,中美科技博弈前景不乐观。前期中兴通讯和华为事件中,美国政府和美国高科技公司之间利益诉求存在明显矛盾。如下图表5所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限制华为获取美国高技术产品,特别是在高通利润近65%来自中国市场情况下,会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但是近期美国政府促使Tik Tok与字节跳动相剥离,而微软公司对收购这一优质资产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前期中美科技博弈的内在格局。如果后续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联手打压中国科技公司,那么未来中美关系将会呈现出更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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