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王微致的追光之路:小提琴是我身体的延伸

      《文创微光》栏目第一期,与我们一起走进国家一级演奏员、小提琴演奏双博士王微致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音乐旅程。
       开栏语
       城市因人而兴盛,人因城市而生动。
       翻开城市的这本书,每一个绚烂章节都离不开个体的故事拼图,在创意与新意焕发活力的文创篇章里,每一个故事都值得以独特的方式讲述和记录。
       以文创见,与光同行,回过头看,那些经历过的坎坷与挫折,都将化为点点微光,汇聚成光照亮前行的路。
       聚焦于个体,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记录,《文创微光》栏目第一期,与我们一起走进国家一级演奏员、小提琴演奏双博士王微致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音乐旅程。
       从德国回到家乡成都后,王微致在音乐产业高度发达的成都音乐坊片区,创办了“斯奈德小提琴音乐中心”——一家专注小提琴教育与培训的音乐机构,并致力于“从成都出发,将音乐传递给世界”。他相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机构和“小苗苗”(学生们)能够一起成长。而剩下的,只用交给时间去沉淀与积累。
       在正式进入一对一的小提琴课程前,王微致先和学生讲了一段自己出海潜水的故事,轻松的气氛并不像是音乐课堂,更像是久不见面的朋友分享着最近的新鲜见闻。
       这样轻松愉快的氛围,为这间透露着严谨与板正的房间,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王微致的课堂氛围看似轻松,但只要他的小提琴声响起,你的神经便能感受到弓与弦的张力之间,一种对于音乐本质的把握与追求。
       对于这位从小受到音乐熏陶,1岁多便吵着要学琴的小提琴家而言,小提琴仿佛已经成为“身体的延伸”。通过它诠释的,是音乐上的不同角色以及可能性;而背后展现的,则是他思考与表达音乐,乃至认知世界的方式。
       以下为王微致的自述,由《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整理:
       从正式学琴到赴欧留学
       小时候,我就经常听见父亲在练琴。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吵着要练琴。但是父亲认为我还小,所以一直到6岁多才让我正式开始学琴。
       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从小就听了大量的古典音乐,有了足够的铺垫,所以正式开始学琴之后进度很快。
       学琴差不多半年,我就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他人的天赋,展现出我在音乐道路上的潜力。因此,小学一年级上了一半,我就休学了。之后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文化课,都是一对一的老师在家给我上的,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用来练琴。
       练琴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产生瓶颈的同时也意味着有突破,然后再遇到下一个瓶颈,之后再突破。那段时间,我每天练习8-10个小时左右,但身体和精神很快适应了这种节奏,并不觉得练琴很枯燥,反而感觉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
       不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老师们,大家都十分明确:作为一种西洋乐器,小提琴需要出国学习,去接近它的发源地,接受文化的熏陶。
       既然是音乐这种艺术,一定需要文化方面的沉淀,需要去感受当地人文——哪怕是美食,带给你的所有影响。
       在正式去留学以前,我也因为大师班、巡演等机会去到过国外,包括欧洲、北美洲等地,算是提前做了一次预热。当时也得到过茱莉亚学院等音乐院校的邀请,最后在导师的建议下,我还是去了古典音乐的发源地——欧洲。
       对于20世纪初到国外的我来说,来自文化的冲击是方方面面的。到德国之后,每间房子里面的摆设、气味都带来不同感官上冲击,感觉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此外,音乐学院里面的学术氛围,以及其他大师、相似年龄的同学,他们的演奏给当时的我也带来相当大的震撼。
       不是指技术方面的东西,而是音乐文化方面的沉淀,特别是他们对于音乐精确的文化理解。
       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巴洛克时期,再从古典主义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以及此后细分的流派等,每一个时代的规则到底是什么?一个重音该加在哪里?巴洛克时期应该怎样去做?古典主义时期又应该怎样去做?当时这些问题在国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些甚至到现在都不能说得很清晰。
       在音乐文化浓厚的大环境下,我相对来说也清晰了很多: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也很明确,需要做的就是朝着我的目标狂奔,形成自己的审美,再形成自己的演奏风格。在留学之前很多时候我是不太清晰的,特别是在音乐表达方面,就算强迫自己去练琴,但可能都花在了技巧上面。
       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小提琴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延伸,我可以去诠释不同的音乐角色的可能性。我现在练琴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了,不一定非要每天练,而是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或者因为音乐会需要准备一套曲目等情况下才会系统地练习。
       从德国回到家乡成都
       德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有句话说:“你想吃好吃的东西,但凡往任何方向走出德国,你就能吃到”。
       德国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国家,十分适合做学术,这里没有太多的灯红酒绿,最大的娱乐可能就是一起去酒吧里面点一杯啤酒,然后聊一晚上。
       不过这里的“无聊”也能够让我沉淀下来,并且从音乐和文化方面得到足够的支持。从这一点来说,在德国的十多年是非常幸运的。
       如果我留在当地的话,也几乎能够预见20年后乃至30年之后,我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样的,包括每周的周几在上课、今后演出是什么样子,有种一眼望穿的感觉。
       回来的原因也很简单,作为成都人来说,我会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加上成都提出打造的“三城三都”中,就有国际音乐之都,与我的专业对口,而且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
       回国后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北京、上海等城市,但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因为回来的初衷就是想回到家乡,而不是说回到其他地方去发展,那样和待在德国区别也不太大了。
       我也没有选择去学校当教授,而是选择创业的道路,这和我个人崇尚自由生活状态的性格有关,我更愿意自己做事情。当然,更多的自由度也伴随着风险,需要去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但我愿意看到有机会去实现我想要实现的东西——把音乐市场观众的土壤培育起来,让它能够给音乐家提供足够的养分。
       其实不只成都,包括我在社交媒体或者视频平台上发的作品,很多时候都在尝试做融合,比如用小提琴去演奏现代的流行歌曲,动漫主题曲等,无非也是想让大众更容易地去接受传统意义上大家认为比较乏味的,阳春白雪般的古典音乐。
       在创办斯奈德小提琴音乐中心的时候,我的想法特别纯粹,首先是只培育小提琴专业的学生,毕竟这是我最了解的乐器;其次我能拥有很高的自由度,能够尝试复制一个跟德国没有区别的,在音乐文化沉淀方面没有短板的引导方式,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从技术和文化两方面双管齐下。
       现在市面上的培训,或者说参加培训的人,有不少是冲着去考级,或者是用音乐作为学业“加分项目”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逻辑可能是相反的,冲着“音乐”这扇门去的。至于在往这扇门走的旅途中,有没有可能停车下来,去摘一朵考级的花,或者去摘一朵其他荣誉的花?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给孩子们时间去沉淀、去绽放
       在武侯区落地音乐中心后,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方便。比如我们机构,基本上有任何诉求,都能第一时间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因此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我们擅长的事情。但在以前,不管是资源方面的调配,还是对外媒体的交流,很多时候完全是靠自己,来自于官方的支持很少。而现在大家可以群策群力去实现目标。
       斯奈德作为我们的机构名,来自我之前读博士时的一位导师。在机构正式成立之前,他给了我许多意见。为了感谢他,我便冒昧地提出用他的姓氏作为机构名并获得他的同意。严格来说,他应该算我们机构的精神导师。
       前不久(注:采访的日期为5月17日),我才和斯奈德先生联系过,他即将在中国举行大师班巡演。届时,他也会来机构现场视察工作,我也希望让他亲自来看看,我们曾经一起聊的这家机构,现在到底是怎样。我在忐忑的同时又很自豪地期待他能够来到现场。
       有趣的是,机构所在的楼层之前是一个菜市场,而音乐厅所在的地方曾是面条厂,有足够的高度,在之前透光的玻璃顶基础上,我们特意在改造的时候留了一个孔,让光可以照下来,音乐厅的名字因此叫“光之巨石阵”。
       为什么要有音乐厅?可能任何一个音乐家骨子里面都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厅,这意味着练琴的自由和开音乐会的自由。
       今年3月,我在德国的导师之一——安特耶· 魏特哈斯(Antje Weithaas)来成都演出,三个半小时的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带她参观了我的音乐厅,她告诉我:“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实在太嫉妒了。”
       作为一个音乐家,有一个按自己梦想量身定制的音乐厅,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公司成立的时间并不长,虽然中途碰到了疫情,但一路走来算很幸运了。我们埋头做着自己擅长的事情,剩下的一切交给了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才能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今天。
       至于学琴这件事,往往要好几年甚至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给孩子们时间,让他们去沉淀、去绽放。现在,他们可能只是一个个小苗苗,刚刚破土不久,长势还不错。但我们有信心能够让他们长得很好,需要的就是沉淀和时间的积累。
       而我作为曾经的学生,现在的老师,看着这些小朋友从一开始到这里来,有的慢慢地开始举行独奏会,甚至走到更高大的舞台去演奏,去感受这个过程,让我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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